范文澜、蔡美彪等著12卷本《中国通史》，前后打磨了68年，倾注了作者方和出版方几代人的心血和智慧。说到打磨过程，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多次与蔡美彪面对面交流的氛围之中。

80年前的“述往开来”之作

范文澜是史学大师。《中国通史》的前身是范文澜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通史简编》。

作为延安时期我党干部补习文化的指定读物，《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分析、介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著作。该书在写法上打破了旧的王朝体系，是颠覆性的创新。第一，书中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而旧史书把帝王将相视为主人。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了中国历史的段落。第三，宣传了阶级斗争，着重讲了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对于外来的民族侵入，着重叙述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第四，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古代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第五，赞扬了古代哲人关心社稷、爱祖国的精神。

据范文澜回忆，初本《中国通史简编》是在延安窑洞中的油灯下完成的，由于缺少参考资料，书中免不了要出现一些偏差。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便开始修订工作。在他看来，里面一些属于主观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写法必须剔除。为了保证书稿的质量和修改进度，组织上专门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中国通史组，协助范文澜工作。

据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回忆，1958年夏，范文澜赠给他们4个字，即：专、通、坚、虚。所谓专，是说“史集浩瀚无边，一人之力只能专攻一部分”；所谓通，就是要在专攻重点之外，应“注意前后左右，做到直通、旁通”；所谓坚，即指做学问要有信心、耐心和毅力；所谓虚，就是要虚心，要正确对待学术批评和不同的学术见解。中国通史组就是根据这四字方针进行工作的。

经过十几年辛勤的耕耘，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至第三编（远古到隋唐五代）相继问世，前后有8个版本。三编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好评，毛泽东曾说此书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还派女儿李讷前去看望范文澜，并给他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对于毛泽东的殷切期望，范文澜感到万分激动。尽管他当时在病中，仍立即着手编写计划。他满怀激情地说：“全书5年完成，我还不过80，不算老。”但不幸的是，仅过了一年，病魔便夺去了他的生命。受范文澜生前委托，蔡美彪毅然担负起这项未竟的事业。在蔡美彪的主持下，30余名学术底蕴深厚的作者，通过38年精心打磨，12卷本《中国通史》相继与读者见面。学术界点赞这部通史架构宏大、思路清晰，史实准确、观点独到，材料扎实、文笔洗练。

编辑的实质性助力

这部全面展示中华文明里程碑式的鸿篇巨制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2021年7月26日，在迎来人民出版社百年华诞前夕，负责拍摄《为人民出好书》电视片的编剧和导演采访了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范文澜是史学泰斗级人物，蔡美彪也是史学大家，对于这个级别的名家之作，贵社拿到《中国通史》书稿后是不是一个字都不改？是不是直接送到印刷厂付印了？”我回答：“非也！仅就编辑环节，我们几代人默默奉献，付出很多很多。”导演说：“我对‘非也’的回答很感兴趣。请告诉读者和观众你们所作的贡献，你们付出了什么。这样人们才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出版社、新中国诞生后代号为001的‘皇家出版社’是何等的‘牛’。”我回答：从书稿档案、相关材料和其他印迹看，人民出版社自1952年以来，有近30人倾力投身《中国通史》的编辑工作，至少有5个方面的贡献，有些建议可谓是妙策。

一是查核资料引文。范文澜的延安版本是供“解放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书中引文没有注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由普及读物升级为学术性论著，资料引文必须注明出处。为此，我社编辑认真查找、核对相关的中国历史工具书，注明了出处，实质性助力范文澜的修订工作。老编辑吕异芳回忆道：“当时胡绳同志是出版社的社长，传话说范老写的《中国通史》在解放区很受欢迎。总编辑王子野同志命我们前往联系。范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我的学友蔡美彪正好调到范老身边，我顺利见到范老，说明情况，范老十分高兴，并指示说‘你们工作的第一步，希望帮助查核材料，纠正引文等’。拿回稿子以后，发现书中所有材料均无引文出处，查核十分困难。”好在当时历史组负责人朱南铣很有学问，他翻看了部分书稿，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学会使用历史工具书。于是，他便在每个周六下午教大家如何使用《诗经》《易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志》《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工具书，从而协助范文澜顺利完成了《中国通史》的第一次修订和补充。

二是聚拢写作团队。《中国通史》原计划共10卷。第一至第七、第九卷于1986年出版后，因各种因素无法续写下去，停顿了近3年时间。其时，蔡美彪多次无奈地表示：作者交来的初稿太粗糙，不是用心写出的作品，对提出大的修改、调整意见，又不情愿配合，只能顺其自然，《中国通史》有可能变成“半拉子”工程。面对这一窘境，我社没有放弃，让我与蔡美彪及主要作者反复沟通，提供各种优越条件，聚拢了写作团队，最终把第八、第十卷催写出来，于1993年出版。

三是进行全书修订。10卷本出齐后，我主动提出对全书进行修订，并推出特装本。我社编辑参与了对范著前四卷核对资料、校正文字工作，还编选了大量图片，并明确要求增加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我们认为，增加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查找，这是国际惯例，否则学术著作很难走出去。

四是补写两卷图书。10卷本《中国通史》于1996年1月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但其内容只写到清朝嘉庆年间，可以说“通史不通”。于是，我提出应该补写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理由是：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了“洋人的朝廷”，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完成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变。我与蔡美彪反复研讨、商量，并且推荐了部分作者，加写的第十一卷、第十二卷于2007年出版。

五是做好作者服务。我们始终服务好蔡美彪这位德高望重的重要作者。自蔡美彪承担起主持《中国通史》续写任务后，我社便派编辑常去蔡美彪位于北京东厂胡同的办公室就书稿进行沟通。近十几年里，书稿事宜虽不多了，但我们一直坚持每年去蔡美彪东总布胡同的家里坐会儿，有时是因书稿进行请教，更多的则是看望一下他老人家，单纯地聊聊天。但不管是哪一种交流，睿智儒雅、学养深厚、思维敏捷、淡泊名利、有大家风范的蔡美彪，从社会新闻、学术动态，到故友情况等，聊天内容都给我们满满的鼓励和指点，让我们不经意间受到豁然的启迪。十几年前，有的出版社、文化公司、书商，以每千字出价500元或800元、1000元，并承诺给他雇保姆，渴望挖走《中国通史》，蔡美彪始终不为所动，只认人民出版社。

业界人士都知道，编辑工作有四大职能：第一是评价，判断一个文化产品是好还是不好；第二是选择，选择优秀的文化作品或选择文化作品的优秀部分；第三是优化，对决定出版的文化作品进行优化，使其达到出版水平，能够高质量地在大众中传播；第四是推荐，用各种手段向大众推荐我们的作品、产品。其中，优化职能最见编辑的功力和水平。而所谓优化，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编辑向作者提出整体修改建议，帮助作者整体上对作品进行提高和完善；第二个层次是编辑直接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

从上述五点看，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出版12卷本《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在这两个层面均作出相应的贡献。通常讲，精品力作需要十年磨一剑，而这部12卷本的巨著是作者方和出版方用时68年共同打磨出来的。功到自然成啊！

【乔还田，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事编辑工作40余年间，策划、组约、主持的《中国通史》（12卷本）、《中国民俗史》（6卷）等近百种著作中，多种被列入国家级重大出版项目、荣获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