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保护遗产的真实感染力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省嘉峪关考察时强调，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北京冬奥会期间，河北崇礼冬奥会场馆内的长城遗存向世界展示中国长城的保护成果。这段长城为明代建造，块石垒筑，历经岁月侵蚀，曾坍塌为一条石垄。现在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一块新材料也不增加，使其呈现长城原本的历史沧桑感。

  我国境内保存历代长城总长度2万余公里，墙体、烽火台、城堡等各类长城遗产超过4万处。长城建造年代自春秋战国至明清延续2000余年，记载了国家社会发展的诸多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建造技艺水平。长城延绵中国整个北部地区东西达5000余公里，自黑龙江到淮河分布近3000公里，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特征。长城以多个单元、多重纵深、组团式与纵深式相结合的类型，构成军事防御体系，就地取材，虽以土、石、植物为基本材料，却衍生出土坯、土石、土草、砖石、砖草等多种材料变体和组合，涵盖夯筑、堆筑、坯筑、砌筑等不同的建构方式。长城分布于北方地区农牧交错带，借用河谷山川多类型自然地貌，将人工构筑防御工事与自然屏障完美组合，成就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

  随着社会发展，长城沿线各地对长城开放利用的需求越发迫切。但无论保护还是开放利用，长城本体的安全始终是基础。经过多年探索，“保护第一”“价值优先，整体保护”的理念已成社会共识，“最小干预”“适宜性”技术理念也已见成效。

  清楚认识长城现存的真实状态，才能够在保护中保存长城遗产的真实感染力。今天的长城已不再具有修建之初的军事防御功能，人们为什么依然热爱它？是它真实又沧桑壮美的物质存在，唤起了人们与过往的联系，这即是长城的存在意义。真实的历史遗存，展示着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其与广袤大地的依存关系述说着历史故事。

  长城保护工程逐步走向传统工匠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的新道路。近些年，北京箭扣长城、河北喜峰口长城保护工程和北京长城抢险工程抢救了一批濒危塌毁的明代砖石长城点段。这些工程改变了维修的方式，以排除险情、最小扰动为原则，特别是将研究性工作渗入保护工程全周期，探索了适合不同材质、不同环境、不同病害的长城排险工程方法。其中，考古清理工作前期介入、全过程数字化跟踪纠正过度干扰、保护环境和珍稀物种、传统材料与加固材料的检测试验、随形就势等方面经验，得到逐步推广。

  长城保护工作采用适宜的技术方法，经常维护而不是过多干预，更妥善和精心保留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从遗产“真实性”保存角度出发，只要没有险情，大部分长城段落可以不扰动。日常维护和巡查正逐步成为长城保护的常态，有计划地对长城墙体可能发生破坏的部位小修小补，不仅最大程度保护了长城历史信息，同时节约了大规模维修的资金。

  近年来，党中央统一部署，国家文物局会同长城沿线地方政府持续推进长城资源调查、长城考古、长城维修、长城文化价值发掘与展示、长城保护法规标准制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全方位的探索与实践，长城保护及开放利用有了更完善的保障与支撑。长城保护是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案例。

  平遥古城南大街——

  烟火气让古街有生机

  任毅敏（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

  平遥古城是古县城的典型代表，南大街作为古城中轴线，一直是古城最繁华的闹市。商业的隆盛，使其成为晋商的主要发源地和清朝中晚期全国的金融中心。可以说，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既是平遥古城对外开放的一个亮点，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点。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南大街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共23处，有1处国保单位、1处市保单位、3处县保单位。

  规划先行是南大街乃至古城保护的鲜明特点。前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有关单位做过规划；此后多年实践中，同济大学、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专业团队一直在指导相关工作。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专业保护队伍，承担古建筑的定期保养维护，应对包括突发险情在内的抢险修缮。

  南大街是活的古街，居民一直在这里生活，因此不可能采用博物馆式的保护模式。作为游客较为集中的街区，人口的增加与承载量、服务质量的矛盾越发突出。地方政府下了很大决心，不断整治交通秩序，并通过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来保证居民的生活生产需求。改造前首先进行考古勘探，有关方案经过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共同审批，监督贯穿施工全过程。经过改造提升，现在，南大街周边区域居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也守住了文物安全的底线。

  我们对南大街的保护，以原真性保护为主要目标，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根据功能变更，内部装饰和格局方面可予以适度调整，但要满足“可逆性”原则。不大拆大建，通过改造让南大街整体环境和谐一致。有些原始的设施功能与现有需求不匹配，则通过更新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同时，对一些老民居开展系统性的入户摸排调查，向公众宣讲文物价值与保护理念，使大家的保护意识有了很大提升。

  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更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发展来延续晋商文化的影响，是传承发展的关键。南大街商业商铺遗存丰富，我们尽量延续街巷铺面的原有功能，与非遗传承相结合，与旅游相结合，与民众的生活需求相结合。比如平遥的黄酒、漆器、牛肉等制作工艺，都得到了传承。

  保护文物周边环境与保护文物本体同样重要。2021年10月，山西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秋汛，平遥古城一些文物建筑在长时间雨水浸泡后出现垮塌。幸而相关部门应急得力，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山西省正在委托专门机构编制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同时着手成立相应基金会，动员社会人士支持保护工作，满足文物保护资金的需求。

  如今，南大街呈现的不仅是明清商业一条街，而且是它从昔日繁华走进当代的全过程。我们要保护的是历史延续性，不是定格在某个时代。古城古街不是简单的一个壳，只有人们世代居住于此，传承延续当地传统文化，有烟火气，古街才有生机。

  （本报记者郑洋洋采访整理）

  苏州——

  古建修缮善用“绣花功夫”

  殷 铭（苏州市园林古建技术专家）

  底蕴深厚的古建老宅，像珍珠般散落在苏州古城的大街小巷。岁月淘洗之下，一座座古建老宅因居住人口多、管理难度大等复杂原因，留下累累伤痕。因此，苏州的古建老宅保护修缮一直没有停止过。苏州文旅集团成立了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我应聘成为公司的一名项目经理。

  潘祖荫故居是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这座位于南石子街的古建老宅有210多年历史，是苏州典型的清代大宅。故居的东花园和船舫已毁，在天井有违章搭建，一些建筑构件糟朽。

  由于历史缘故，古宅的土地权属、房屋性质、管理关系错综复杂，保护和利用需要先梳理清楚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和相关法律。我钻研了文物古建保护的法律法规，梳理出项目涉及的大大小小各部门的多个审批环节，用4个月时间形成系统化建议方案提交上级研究，最终被采纳。

  2012年，苏州制定《苏州市区古建老宅保护修缮工程实施意见》，对房屋权属关系的处理、土地的政策、税费等予以确定，明确了历史古建修缮开发的政策新路径，破解了诸多障碍，为古建老宅的保护工作奠定了政策基础。

  政策出台了，机制理顺了，仅仅是走出第一步。修复古宅是一件浩大的工程。设计、组织、施工，都得用上“绣花功夫”。

  2018年，我们主导著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顾廷龙的故居修缮。这个“大杂院”改建严重、结构破损，门窗被毁现象随处可见，几乎是“病入膏肓”，要让它“延年益寿”，就得找出全部“病灶”。我们花了整整两个月详细勘察，仔细研究遗留下来的砖雕门楼、屋架、楼厅、石刻、砖刻门匾、用料形制、工艺技术，并绘制成厚厚的勘测及修缮设计图纸。为确保修缮好的顾宅是“原汁原味”的，我们专程去北京拜访顾廷龙的儿子——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顾诵芬院士，咨询和了解故居历史。修缮时，我们本着对建筑的温情，最大限度保留原有构件和历史信息，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可逆性”方法，对历史及艺术价值高的雕刻尽可能少地干预。为找到一块合适的太湖石，我们几乎跑遍周边的石材基地；为找到一棵能匹配古宅“气质”的桂花树，我们接连十几天都往苗圃市场跑……

  经过3年多的“精工细作”，一代名宅在历经沧桑之后焕然新生。步入修缮好的顾宅之中，一步一景，纵横交错的曲折游廊里，飞檐出甍，流檐翘角，悠长的巷弄，清澈可见的“顾衙复泉”，重檐层叠的楼厅里，顾廷龙手书的篆体楹联在百年老桂的映衬下，散发出浓郁的书香底蕴……

  十余年来，我们在苏州古城区参与抢救性保护利用的文物历史建筑有数十处。放在苏州全市范围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2019年，姑苏区开展首次保护对象普查工作，全方位摸清各类保护对象底数，并建立综合性管理展示信息平台，实现了保护对象“一张图”展示。2020年，江苏苏州文物建筑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2021年7月，苏州发布了“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升总体方案和11个专题工作方案”，涵盖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平江片区古城保护示范工程、历史河道恢复、文化场馆建设和文物资源保护利用等方面。文物古建保护需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王伟健采访整理）

  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周飞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与国家文化安全紧密相关。全面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守护住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是我们的使命和职责。

  既要保护物质性的文物、建筑以及完整景观，还要传承非物质的传统工艺、民俗风情、社区活动等传统生活方式。为恢复古城风貌，河北正定统筹考虑古城范围与周边区域，“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成为现实。为不伤害“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景观，杭州转移开发重心，在钱塘江两侧建起新城，实现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出的历史性城市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两者相映成辉的主张。为重现传统民俗生活，福州三坊七巷引入多项民间手工艺，推动老字号回归，举办节庆活动……正是这些全方位的努力，保存了历史和文脉。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注重人居环境改善，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搬迁了10万户人家，合理安置使他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近年来，北京推动文物腾退修缮利用，结合绿色生态修复等多项措施，“老胡同新生活”的宜居社区让人们幸福感倍增。事实证明，将改善民生作为优先事项，保护会更有温度。

  要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以“绣花”功夫做微改造。广州永庆坊是其中典范，修旧如旧，新旧共融。又如南京小西湖历史地段，小规模、渐进式建设地下微管廊，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当地的市政服务和维修问题。改造后的历史街区，增加了公共开放空间，补足了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

  无微不至的守护，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以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其本身带有很强的社区治理属性，因此，“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各地普遍倡导的治理模式。厦门建立“共同缔造”工作坊，组织居民、媒体、专家等共同参与历史街区保护工作。重庆成立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队，每人“认养”一件文物，时常巡查。一些地方还探索建立特色化激励机制。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这是规划建设各环节皆应遵循的原则。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还应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和传播，更好服务公众。一些历史建筑包括工业遗产重新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一些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成为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的亮点。保护是为了延长物质寿命，合理利用则赋予其活态生命。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同样是“守护”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代传承与发展的漫长岁月里积淀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每一代人都肩负着继往开来的使命。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更紧密地结合，将遗产价值最大化地传播，融入当下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