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彝族人口有六百五十七万余人，而云南的彝族就有四百零四万五千余人。云南全省现有一百二十八个县(市)，彝族在一百零四个县(市)均有定居点和聚居村寨。其中彝族人口上万的县市有七十四个，自治州二个，自治县十四个。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彝族有五十多个支系，自称和他称达七十七种之多。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广大彝族群众的意愿，正式定名，统称为“彝族”。

  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六个方言区，四个次方言区，二十一个土语区、二十二个次土语区。尽管各种方言、土语、次土语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在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和语音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此外，大部分彝族群众自古就有使用双语(如彝-汉，彝-白，彝-哈尼……)和多种语言的传统语言习惯。这种庞大纷繁的少数民族语言现状，构成了一个极其奇妙特殊的彝族语言大系。

《彝族火把节》曾瑞函  6岁    选自《少儿画苑》国际少儿书画大赛作品

  彝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古代史书和民间将古彝文称为“倮文”、“僰文”、“夷文”、“毕摩文”等。各个历史时期用彝文撰写的典籍繁浩，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科技、医学、天文、宗教、农牧、文学艺术等各个范畴。

  近百年来，关于彝族族源问题众说纷坛，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土著说”、“卢人说”、“卢戎说”等八种学派。通过近年来对彝族地区大量田野调查和考古新发现的研究，云南多数学者和广大彝族干部群众较为倾向和所接受的看法是“北来融合说”与“云南土著说”。

  生活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化石遗址，就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的金沙江流域。这一带不仅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还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摇篮。在六千年至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与彝族存在渊源关系的古羌人创造了青海大通县马家窑舞蹈纹饰的彩陶盆。这些以畜牧为主，兼事农耕的古羌人从河湟流域出发，向四方迁徙发展。其中一支至西南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与古越人相邻杂居，形成“耗牛羌”。直抵滇池、洱海周围，在今天的云南广大地区创造并遗留了与北方、西北形制极为相似的多种新石器文物。

  约当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与彝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各族歌舞便出现了前所末有的繁荣。楚雄万家坝、南涧、弥渡等县出土的早期型铜鼓、编钟、属配套使用的古乐器。证明彝族先民及周围其他民族在当时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活动。

  战国至两汉的“滇国”，民族歌舞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祥云大波那铜葫芦笙、编钟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大批青铜乐舞俑，青铜器上的乐舞形象、乐舞纹饰，反映和折射出当时民族乐舞兴旺鼎盛的局面。诸如铜鼓舞、葫芦笙舞、羽舞、干戚舞、铃舞、徒手舞、踏歌之类道地的“西南夷歌”、“文成颠歌”，至今还可以在广大彝区寻到它们的遗踪。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还铸有一件曾盛传于中原。它在这里则是与滇人的铜鼓合奏的和谐场面。

  《吕氏春秋》中所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据前清旅滇文人陈柞祚兴考证称即是彝民踏歌的孑遗。歌词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中的“白狼歌”三章，又称“慕化归义”乐歌，是南可唱可舞的“夷歌”。曾于当时向中原朝廷献演，成为汉·永平年间的一桩盛事。近人研究，多认定“白狼歌”是“彝语文民族歌舞”，其语言是“白狼文是倮倮文的前身”。（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在弥勒县金子坡崖画、路南县石林崖画、邱北县狮子山崖画的祭祀舞蹈场面、杂耍、羽舞人等图像，与汉代两次由滇入洛阳宫廷献艺的乐舞有某种关联。在汉代曾风行于川、黔、滇之间的“巴渝舞”及彝文史书《西南彝志》中记载的战阵舞与遗存至南诏、大理的器械舞均有传承关系。现存众多彝族兵器舞中还能窥知古代刀光剑影的场景。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西烫民族歌舞与彝族歌舞的关系显得较为直接。除铜鼓乐舞、葫芦笙舞、器械舞外，最突出的便是踏歌。从昭通霍承嗣墓壁画中两排穿着类如彝族诺苏支系服装，形似踏歌的图像看，当时可能设有乐舞奴隶供奴隶主行宴享乐。

  彝族形成期的南诏时代(公元八至十世纪)宫廷乐舞和民间歌舞再度辉煌。八世纪初叶，彝族先民联合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南诏王大量启用白族、汉族官员，广采博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技术，将南诏艺术推向西南艺术史的颠峰期。

  南诏宫廷乐舞的发展以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为标志，它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同时期被朝廷纳入唐代十四部国乐(《唐会要》)的其它各部乐并驾齐驱于盛唐乐舞坛。

  与《南诏奉圣乐》相适应的是南诏时代所建立的完整的礼乐制度。在南诏政权最高文职官署“九爽”中，专设有主管礼乐的“慈爽”官职。在官廷仪仗队中伎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凡对内、对外的重要场合，均有南诏伎乐吹奏表演。在南诏王室或官员宴会之时，以乐舞娱客之俗随处可见。席间，既有以类似彝族葫芦笙劝酒的“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踊”，也有用西北少数民族的“龟兹”、“胡部”乐舞为贵客表演的。有时官员们还粉墨登场，离席手舞足蹈一番，“更相宴乐”‘作乐相庆，惟务迫欢”。隆重场面则以“骠国乐”待客。

  与此同时，南诏时期的佛舞、巫舞、庙会歌舞竞相登场。各种歌舞艺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菩萨蛮”、“赞普子”、“骠国乐”、“天乐”、“盖罗缝”、“踏歌”、“马舞”、“象舞”、“葫芦笙舞”、“铜鼓舞”及各类器械舞在广大彝语支民族中流传。有的乐舞甚至传到中原腹地，被后世各代文人墨客咏赋。踏歌、葫芦笙舞、铜鼓舞、耍马舞、器械舞等这类与彝民族生产、生活更为贴近的舞种则较多地被彝族后人承续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南诏、大理国的崩溃和衰落，彝族向四面八方迁徒。相当一些彝族支系退至封闭和半封闭的高寒山区、半山区生活，他们也将很多传统民族歌舞带到了这些地区。元明清时的当地文人与内地流官、宦人在滇亲眼目睹到丰富多采的彝族歌舞和奇风异俗。他们的记叙，留下了彝族歌舞艺术的珍贵资料。从中明显看出与今彝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数十种彝族古代民族传统歌舞，大致有:口琴舞、葫芦笙舞、月琴舞、羊皮鼓舞、铜鼓舞、鼓舞、干舞、刀舞、羽舞、葛天舞、踏歌、手巾舞、跳月、丧葬舞、巫舞、乡傩舞、喜事宴乐舞、丧葬宴乐舞。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彝族舞蹈以崭新的风姿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建水的建民中学编排了彝族集体舞。在“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组织下，《阿细跳月》、《撒尼跳鼓》、《乐穿花》、《猴子扳包谷》、《彝汉一家》、《插秧谣》等二十多个彝族歌舞应运而生。1945年路南“圭山彝胞音乐舞踊会”(文称“圭山彝胞旅昆演出队”)带着《跳鳞甲》、《跳叉》、《鸽子渡食》、《猴子扳包谷》、《阿细跳月》等一批彝族歌舞到昆明演出，轰动了整个昆明城。

  抗战胜利后，彝族歌舞又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宣传作用。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七、八、九支队中广为传演的彝族歌舞有《斗蹄壳》、《满三娘劳军》、《圭山谣》、《碗豆秧》、《老人家》、《打跳》、《烟盒舞》、《战斗在哀牢山上》等。这些新的彝族歌舞还成为云南各大、中、小学进行民主斗争的重要内容。彝族歌舞是四十年代云南新舞蹈运动中的一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大部分彝族同胞多聚居于乌蒙山、哀牢山、小凉山、无量山、罗坪山等丛山峻岭山区、半山区和高寒山区。由于历史原因，直到解放前夕，彝族地区同时分别存在着原始社制残余、完整的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的诸种社会形态。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彝族历史发展特点和立体型的居住自然环境导致云南彝族传统民间舞蹈一方面是种类、套路奇多，如百花争艳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彝族舞蹈的发展又受不同社会形态、自然地理、社会生产力等的制约，同时具有从古老原始至已成民族歌舞戏剧等多种形态的特殊民族舞蹈文化现象。

  通过十来年全面广泛的舞蹈普查工作，已在云南省十七个地区(州、市)范围内搜录到的彝族民间舞蹈共一百七十三个舞种，一千九百种跳法(套路)。关于这些浩繁纷呈的彝族民间舞蹈的概括分类，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由于云南彝族地区直到建国前夕还保留着并存的多种社会形态，现存彝舞中即有一部分舞种仍保留着与原始公社制相适应的远古风貌。流传于永平、云龙两县彝族椤武世代相承的“鲁鲁则”，是一种无伴奏、无音乐的纯舞蹈。这种舞全凭变化不同的踏跺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