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掘下第一铲，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连日来，关于中华文明溯源的专题讨论持续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保持着火热温度。为了解答“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基础的满天星斗、重瓣花朵的区域文化，为什么最后月明星稀，只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的关键问题，“国学——‘大一统’观”读书群中，委员们的线上交流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而在“文明溯源深度谈”委员自约书群，自2月至5月，委员和特邀专家学者们围绕追寻中华文明起源，已经开展了十次线上集中讨论，形成了十余万字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真知灼见。

  6月14日，为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政协书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与特质”研讨座谈会暨“周周论学”活动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出席活动。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宋大涵，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叶小文，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胡纪源等和委员、专家学者再次共同就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等重大理论实践问题进行研讨交流。线上线下交相辉映，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明的研学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从五千年中华文明说开去

  在世界文明的长河中，各种文化百花齐放。然而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文明？

  这看似仅仅5个字问题的不同界定，为文明的起源埋下了草蛇灰线。

  “广义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又特指人类的精神文明。但我们今天交流的‘中华文明’中的‘文明’是指人类在数百万年发展中最终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一种高级社会形态和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开宗明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在考古学上，国家的诞生就是文明的标志。作为秉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文明溯源深度谈”自约书群群主王震中认为，国家诞生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大阶段，前文明社会以血缘为社会力量，文明社会以政治为社会力量。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但在学术界还未形成共识。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根据地中海东岸的考古实践提出了关于文明的界定标准，也就是当下广为传播的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邦。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中国甚至到了距今3400-3100多年间的商代殷墟“甲骨文”出现时才能称之为“文明”。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国内外学术界可以查到的关于文明的标准就达上百种之多。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文明，只能适用于部分文明。”在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罗宗毅看来，现在还没有一个全世界所有文明都适用的标准，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的特质，要靠中国学者从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中总结。

  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国先要读懂自己。

  2002年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立项，至今走过整整20年历程。在这20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5000年文明史，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考古发现，把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浓缩为三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向大家分享了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关于文明，国内外各有说法，关于文明起源，大家也还有不同看法。但这种不同，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

  而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探讨，使得委员们有了一个基本共识——中华文明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文明，独具特色，因此要在世界文明中构建起符合中国文明发展逻辑的话语权和研究标准，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看中国与从中国去看世界，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角，同样也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补充道。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大约4400年前，中国大多数区域性文明进入衰亡期，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齐头并进进入到中原地区引领文明的新时代，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便是这一文明的具体实证。

  而中华文明为何从开始的“满天星斗”最后归于“月明星稀”？这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费孝通说过，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

  “中华文明的演进始于一个特殊地缘——共同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共同的农业文明，由此形成和养育了先称为‘华夏’、后名为‘中华’的民族共同体。”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叶小文认为，这就是中华文明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特别是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始于“一元”而走向“一统”的物质基础，而从中华文明起源而言，应该用“多源一体”定义中华文明格局更为恰当。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进一步的解读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亚、希腊，也不同于埃及文明。她因“一元”宇宙观而本质上趋向于“一体”“一统”，因“多支”“多样”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这种“一元”宇宙观和“多支一体”格局，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根基所在。

  “‘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时向往统一、统一时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我们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几千年连续不断地发展，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向往统一、向往社会稳定，这跟文化中国的存在很有关系。”韩建业说。

  《春秋公羊传》开篇：“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同时也是“国学——‘大一统’观”读书群群主，他对“大一统”的解读同样来自文化视角。他认为，“大一统”的道义内涵是文化本位的“大一统”，比“大统一”更为高级，更为强调思想的“统”。可以说，“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成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心理基础。

  从中华文明的源头汲取前进的力量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里这样描述中华文明，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李勇刚对这段碑文印象尤为深刻，“所谓‘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就是说中华文明有变有常，新旧相续，既不是停滞，也不是断裂，而是不断直面挑战，在变动不居中延续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同时，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又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一个充满了活力、不断汲取内外多维文化、海纳百川的开放系统，也因着这种兼收并蓄、和实生物的包容性，形成了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并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更始重生。”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回望浩浩汤汤的历史之路，中华文明的沃土滋养了今天的制度、道路、主义。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背书’，有助于立民族文化之根、铸民族精神之魂、拓文明发展之道，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推动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弘扬光大，推动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大放异彩。”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深感，历史文化与文明可以帮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更重要的是，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会主委，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的话说，当我们自豪地站在一直以来中华始祖耕耘拓展的华夏大地上，面对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和文明，我们怎能没有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泱泱中华的文明史这就是我们的底气所在，就是我们的自信所依，这就是我们的发展所冀。

  而要继续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委员们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学院院长杨朝明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既要重视考古遗址勘探与研究，也要重视文献记载的整理研究。

  “坚持交流互鉴，推进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真实的中华文明研究成果普及中华文明的义利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党组书记刘玉珠如是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则呼吁，要加大探究黄河中上游等区域古文明的支持力度，让遗产地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成果。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织管理亲历者，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服务探源工程已经18年了，一路见证了探源工程的成果与不易。从科研管理的角度，罗静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强调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和多学科方法的综合应用，努力实现从学科“相加”到学科“交叉”，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各项研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