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报告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成立10周年工作回顾 【一百三十五】

  李佩甫获矛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生命册》描写的“我”是从乡村走入省城的大学教师，希望摆脱农村成为一个完完整整的“城里人”，无奈老姑父不时传来的要求“我”为村人办事的指示性纸条让“我”很是为难，在爱情的憧憬与困顿面前，“我”毅然接受大学同学“骆驼”的召唤，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一个北漂。北京的模样完全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那般美好，在地下室里当了几个月的“枪手”挖到第一桶金后，为了更宏大的理想，“我”和“骆驼”分别奔赴上海和深圳开辟新的商业战场。

  “骆驼”虽有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骆驼”的欲望和贪婪也日益膨胀，他使出浑身解数攀附进官场名利场，不惜用金钱和美色将他人拉下水，而自己也在对欲望的追逐中逐渐走失了最初的理想，最终身陷囹圄，人财两空。

  生“我”养“我”的无梁村，有“我”极力摆脱却终挥之不去的记忆。哺育“我”十多年的老姑父为了爱情放弃了军人的身份，却在之后的几十年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无法自拔;上访户梁五方青年时凭借倔强的干劲打下了一片基业，却在运动中成为人们打击的目标，后半生困在无休止的上访漩涡里;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的虫嫂沦为小偷，陷入人人可唾的悲剧命运;村里的能手春才，在青春期性的诱惑和村人的闲言碎语中自宫……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似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生命册》虽然以两个中原大地之子——在剧变时世中彷徨无地、漂泊无系的吴志鹏和在生活湍流中弄潮纵浪、终归殒灭的骆国栋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但它写得最好，最有冲击力的，却是那些在主人公的生活中穿插出现，形成小说主要叙事者吴志鹏的社会背景的那些草根人物：梁五方、虫嫂、吴春才，这是一些各具异秉，遭逢酷烈的草野“畸人”。作家各以专章，完整地写出了他们的生活命运史和性格发展史。在这些人物的绘状、捏塑上，最能见出作家写实求真的艺术功力。

  梁五方，曾是1960年代中原大地上的能人，无梁村的“名片”。作为一个敢于创新的土木匠人，他在建造镇政府大礼堂的工程中，大胆捏塑麒麟脊，创造了具有不对称美的“龙麒麟”厔脊造型，一举成名。那时，他是何等聪明，何等自信。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超行越师，犯了大忌。尔后他又做成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独绝之事：一个人在水塘上盖起了一座房屋，一个人举办了最简朴的婚礼，成家立业。那时，他又是何等坚毅，何等心旺。但他的太“独”太“各色”的立世行事，已使他成了无梁村人群中的异类。一旦“运动”到来，他便为自己的傲慢和伤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那被村人推搡暗殴的“过箩”场面，真是惊心骇目，写尽一代草根能人陷入中原草野上的“无物之阵”的惨酷、冤抑。虽然有“老姑父”蔡国寅(村支书)暗中伸出的援手，梁五方还是没能避免家破人散，一蹶不振的命运。生命淋漓的元气，劳动创造的绝技，在漫长的上访路上湮灭净尽。天生异秉的生活执着者，被异化成为平反后仍然纠缠不休的偏执狂，几乎成了四处流窜诈骗的社会祸害。直到最后被安置到村福利院后，他的灵明的天性才又闪出幽光，照出一条邪僻难言的路：他终成“正果”，成了远近闻名，信众广有的命相师。在这个草根畸人的命运和性格里，记录着多少历史地层深处传出的地震波，遗留着多少时代颠倒翻复留下的折迭痕!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无梁村草野上的一种生命力极其强韧的小花，被无梁村人用作了残腿人老拐娶来的超矮小女人的外号。虫嫂和老拐组成的“一不全活、一小人国”的家庭，是家徒四壁，举炊无隔夜之粮的超贫困户，从一开始就面临异于常人的生存压力。尽管虫嫂是除了不会编席之外其他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又机灵又活泼，能苦受也会过的女人，但在接连生下两儿一女之后，这种生存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了。为了把大国、二国、国花(这些往大里起的名字里，寄托着她的心愿)养大，让他们长高、上进、成才，虫嫂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挣扎和拼搏，以一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展开在无梁村的草野里，漫衍在中原大地的夜气中。她从在生产队场院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渐渐变成了夜间游荡在集体庄稼地里的“惯犯”。(请注意，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村支书蔡国寅睁只眼闭只眼的有意宽纵，村人开始时並未含有太多民愤的取笑捉弄，生存环境的日趋严峻，使虫嫂从一个童话中的开心果，人们日子里的“盐”，终于变成了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的活泼的，旺盛的生命能量，尽情地挥洒在她那“神偷”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技艺之中。不幸的是，这个以偷瓜摸枣顺芝蔴为习性、为生活方式的草根神偷，又是一个身手灵活，健旺皮实的女人。她有“短”在不怀好意的男人手中，时间长了，终于被人突破了一个女人的心理防线，破罐破摔地沦为男人们约“谈话“的对象，同时也就成了村里女人们嫉恨的公敌。烟炕房里女人们对她群体性的发恨宣泄，回到家里恼羞成怒的老拐的家暴摧残，三个渐已长大，觉得失了面子的儿女的咒骂冷漠，使虫嫂的生活从童话彻底变成了噩梦。这个遭到命运重创的女人，默默忍从了乡土生活不成文规则和习俗的野蛮凌虐。她独自继续着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存的挣扎。支撑她坚持下去，並开辟新的生路的，仍然是她憋屈而韧长，无私而温厚的妻性和母爱。当她发现自己的儿女被村里顽劣的孩子谩骂，欺负时，她找到村支书举着农药瓶以死相争。这一幕，让我们看到了她母性的尊严，甚至是威严。被欺辱践踏到这步田地了，虫嫂仍能发出这种护犊的怒吼，还能有生命火花的爆发，这真是最形象地阐释了母性的伟大。一切的冷骂和毒笑不能不于此辟易。

  虫嫂在结束了她那草根神偷的生涯之后，她从偷偷给上学的儿女送口粮，送钱开始，在县城里发现了新的谋生之道。她搬到城里，以拾破烂、卖废品为生，有时甚至卖血换钱，为得恶疾的老拐送了终，把三个儿女都供上了大学，创造了让无梁人啧啧称羡的奇迹。进城搞“商品经济”后这一段生活，是虫嫂生命中最快乐，最有光彩的时光。到邮电所去给孩子寄钱，是她生命中最自豪，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当她老了病了，不得不让三个儿女接去轮流养活时，却阴差阳错地在三九寒冬被晾在了门外，于是便孤独地又回村了。她到临终也不愿连累儿女，连累村人。在缠扇柄的破布条里，留下了三万元的存单料理后事。虫嫂的一生，让我想起了鲁迅的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那是一个凝炼的冷隽的短章，而李佩甫这里写出的，却是一部深厚有力的生命的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