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增刊是平顶山市文联和编辑部领导再三催促我办的。2002年第1期出版后，有关领导说因没审我的稿子，再加上页码较多，违犯了规定，让我交了承包款后，开的是一张罚款的收据。个别人又四处打电话，说郭进拴这一期刊物出了问题，你们的宣传费都不要给他了。结果我去要账时，我的主人公们都说：“你们单位打电话说不让给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还有一家收了1000元的票答应给钱，后来又躲着不见。我把一次会议照到那里吃饭，钱数大体相当，这下他们又天天问我要账，还扬言要上法庭。

  时任文联党组书记一连到编辑部开了几个星期的会议，对我进行批判。并多次逼我写出书面检讨，说是要装入个人档案。有一次他竟捣着我的鼻子怒吼道：“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找着邓市长给你签的字，全平顶山就你一个人才了?没人了?你这中国作协会员就这水平?我还把你交给邓市长，从哪里来还退回到哪里去。”

  我说：“我脸就恁白，找到邓市长人家就给签字了?邓市长的字是签在文联党组打的红头文件上的，你可以去查查档案嘛!”

  书记更恼火地说：“《湛河大决战》的钱是市里拔给文联和编辑部的，你给它花了?”

  我说：“那是我把卖房款先垫上出版的，你知道不知道这事?”

  ……

  我说：“这一期增刊是为了迎接十六大出的特刊。”

  书记说：“你这就是十六大?”

  我说：“我这是迎接十六大……”

  书记说：“上次批评你，你不服气，你到宣传部、市委、市政府到处找了一圈。告诉你，如果刊物因你出了问题，再停办了，我先把你开除回家……”

  实际上是我们这一期迎接十六大的专刊送给市长邓永俭时，他问我：“这是哪里办的?印得这么漂亮?”我说：“这是咱文联办的!”邓永俭市长惊奇地说：“文联还有《新城》?我过去怎么没见过?”他一边认真翻阅，一边接连说了三个“不错!”我又把这期刊物送给了市委宣传部的各位领导和各个科室，唐全国部长、刁培江副部长还表扬说：“文联工作又跑到前头去了，这一期办得好，质量高。我们正是要开会动员各单位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你这一期《新城》图文并茂，又出到点子上了。好好干吧!”

  我一边挨批评，一边受表扬。

  在筹备市二次作代会期间，为了副主席候选人的排名，我又受了不少气，挨了不少训，这个要按姓氏笔画排，那个要按成就大小排，还有要按职务高低排;我起草的工作报告，把这个的作品点得多了，那个的因不了解情况，点得少了，没点到了，名字排列靠后了，随时都会招来批评、埋怨、指责，真是立着不是坐着歪。

  作代会结束后，我又和作协主席于天命忙着给向作代会发贺电的全国各地作协写感谢信，在新华书店后二楼布置作协办公室。当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已听到了迎接春节到来的声声鞭炮……

  我刚回到租住在启蒙路的家里，于天命主席冒着雪给我送来了各种年货。他知道我连日来和他一起不分日夜地忙着作协的工作，连年货也没顾上置办。

  望着于主席冒雪送来的年货，我流下了感激的泪水。那一刻，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在我调动工作和在湛河治理工地采访、写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每隔一段，市电台的刘炳超老师就带着师母去看望我，问寒问暖。刘老师还在他主编的《七彩虹》栏目里，分5次连续播出了我写的《我的作家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2000年的春节，我这边没调过来，那边又停发了工资，走又走不了，回又回不去，处在人生和事业的低潮。这年的春节，我觉得孤独无助，寒冷寂寞。正在这时，刘炳超老师放弃了全家的团圆，带着师母，带着年货，来到了我租住的家里，拉家长，说宽心话，出谋献计，一直谈到零点以后才离去。

  望着两位老人远去的身影，我感到了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丝丝温情。这真是两位雪中送炭、善解人意的老人啊!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我挨批挨训无数次，但也受过三次表扬。一次是2001年10月在一次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于天命主席拿着新出版的《平顶山作家通讯》说：“以后大家都要向郭进拴学习，这一期《作家通讯》他下了很大功夫，编得比省作协的《作家通讯》质量还高。”另一次是在2006年底的一次《文艺界》编辑会议上，岳书敏副主席说：“今年郭老师出力最大，成绩最突出，大家都要向郭老师学习，多作贡献。”在2007年春节举行的一次书画笔会上，市文联党组书记程贵平端了一大茶杯酒走到我跟前说：“你去年干得很好，成绩最突出，我都看着来，你是个实在人，来!干了这杯!”领导们这么尊重我，这么理解我，又这么看得起我，我工作起来也更有劲头了。

  我调到平顶山后，又三次搬家，光房租就花了好几万元。其中有两次我上大学的儿子从北京回来都找不到家了。第一次是启蒙路的房东要回来住，我搬到了建西建材大世界对面的工行家属院，儿子暑假回来找到了西高皇。到了2006年6月，房东儿子要结婚，我们在新城区的房子还没交工，只好又搬到了西高皇的农村去租房居住，儿子暑假回来又坐车找到了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