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有云：“古制中之聚讼不决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1] 诚哉斯言。明堂制度之复杂难究，盖出于后世之不断附益，此点清人江藩已有觉察，他说：“其时孝武志在求仙，事非稽古，罢儒生之议，用方怪之言，乌足道哉？逮及东京，光武好谶，儒生议礼，不敢不本纬书，而明堂制度又杂以谶纬之文矣。”[2]江氏站在五室明堂的立场上，批评一室与九室明堂，其立论指陈未必允当，然其识见确实高明。东周以后，明堂制度约有三端，一为一室，二为五室，三为九室，而以后二者为大端，近二千年来关于明堂制度的争论，均徘徊于二者之间。一室明堂为三代之遗制，此容另文专论。[3] 本文试图结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讨论五室明堂与九室明堂产生的可能的思想基础。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明堂之争始于东汉，其时已有所谓今礼、古礼之别，许慎《五经异义》云：
今戴礼说《盛德记》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所以朝诸侯，其外有水曰辟雍。”《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讲学大夫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于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按：“今礼 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4]
所谓“今礼”是指东汉的明堂制度，《礼图》云：“建武三十年作明堂 ，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5]这个制度最早见于《大戴礼记·盛德》（今本在《明堂》篇）。所谓“古礼”是指《周礼·考工记》所载之五室明堂之制。
对于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许慎认为“无明文以知之”，对此郑玄加以反驳，他说：
《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义于《孝经 援神契》说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于丙巳，由此为之。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德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炳然，本制著存，而言无明文，欲复何责？[6]
按照郑玄的说法，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显然早于九室。这个看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阮谌《三礼图》云：
明堂者，布政之宫，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为火室，西为金室，北为水室，土室在中。秦为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7]
《礼图》：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8]
并且，由于五室之制早于九室之制，故后世论明堂制度者，多以五室为是。袁翻《明堂议》：
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义则明矣。及《淮南》《吕氏》与《月令》同文，虽布政班时有堂个之别，然推其体例，则无九室之证。 明堂九室，著自《戴礼》，探绪求源，罔知所出。而汉氏因之，自欲为一代法。[9]
贾思伯云：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著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且《孝经 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同《考工》者多矣。[10]
类似论者尚有不少，直至近人王国维作《明堂庙寝通考》，仍以五室为是，九室为非。
对于郑玄的以九室明堂为秦制的说法，也有学者表示不同意见。牛弘曾条列古代有关明堂的文献，在谈到记载着“九室十二堂”的《明堂月令》时，他说：
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蔡邕 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即可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也。[11]
牛弘对以往争论的态度是公允的，他认为九室明堂有其来源。
平心而论，尽管前人对明堂制度的讨论已很多，但即便今日，要判定上古明堂是五室抑或九室还很困难，记载两种明堂制度的文献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不足以说明西周或更早时期的明堂制度。考古学所得的古代建筑遗迹也没有五室或九室的样子。先秦文献中唯一的明堂实例见于《孟子》，顾颉刚先生已指出，这个明堂实际上就是太室，[12]也就是王国维先生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铜器中的大室。《孝经援神契》云：“明堂之制，东西九筵，筵长九尺也。明堂东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谓之太室。”[13]是明堂即是太室，本只一室。西汉武帝时，欲造明堂，但无人知道具体的明堂制度，齐人公玉带献黄帝明堂图，所绘为一室明堂。[14]直至唐代，仍有人认为明堂只有一室。[15]笔者以为，彻底弄清三代明堂问题，时机尚未成熟，但笔者相信西汉以前的明堂既非五室，亦非九室，也没有后世的关于明堂制度的争议。明堂的五室与九室之争是从东汉开始出现的。 对于后世关于明堂的激烈争论，笔者以为他们各有证据，厚此薄彼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笔者想做的是先弄清学者所争论的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

首先看古人对明堂制度的解释。古人对明堂的解释，不论是五室明堂还是九室明堂，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将明堂与天地四时联系在一起。
《大戴礼记·明堂》：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上圆下方。
《礼含文嘉》：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气，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也。[16]
《三辅黄图》：明堂所以正四时，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宫也。黄帝曰合宫，尧曰衢室，舜曰总章，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先儒旧说，其制不同。称九室者，取象阳数也，八牖者阴数也，取象八风，三十六户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圆象天，下方法地。八窗即八牖也，四闼者象四时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无明文，先儒以意释之耳。
《礼记外传》：五室象地载五行也，五行生于四时，故每室四达，一室八窗。[17]
牛弘：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佥》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18]
从上引文献看，两种制度似乎与某种思想有关，并且各有来源，尤其是五室明堂，它显然和五行思想有关。《汉书·艺文志》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则明堂中还包含数术的因素。地下文物与文献的不断出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尤其是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出土，为我们理解两种明堂制度的来历提供了契机。

 
[二]
首先抄录《太一生水》原文：
“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谓[口，不知者谓口。口]”[19]
学者对这段文字中的概念已作了很多研究，从他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在传世文献中均可找到，并不生疏。问题在于这些概念在不同文献或同一文献的不同上下文中的含义都有差异，尤其是太一和神明两个词。我们认为孤立地研究这些概念的含义是困难的，只有弄清这篇文献的主体内容与中心思想，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其中的概念的含义。
论者多谓《太一生水》为又一种宇宙生成模式， 笔者认为不妥，《太一生水》表述的内容和《老子》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模式有根本不同。 在《太一生水》模式中，太一并不直接生成万物， 万物独立于太一通过生水 生天地 生神明 生阴阳 四时 寒热 湿燥等一系列生成环节而成岁的过程之外， 这在《太一生水》本文中表述得很清楚。在前面叙述的太一成岁而止的过程中，没有提到万物，而下文却说“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这是太一成岁后太一的运动及其作用，这个运动“为万物母”“为万物经”，显然万物不在太一成岁的过程中产生。
传世文献中有关天地、阴阳、四时与万物的关系的论述有助于理解这一点，《淮南子 泰族训》云：“阴阳四时，非生万物也，雨露时降，非养草木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矣。”又说：“天地四时，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阴阳和，而万物生之。”这种论述还见于其它文献，内涵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万物不直接由天地、阴阳、四时产生，但神明相接、阴阳调和为万物诞生提供了基本的外部条件，即《太一生水》所说的“为万物母”（“母”应理解为“傅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