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
| 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 |
| 作者：少儿画苑 文章来源：少儿艺教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25 14:17:02 |
中国白话小说原出於佛教讲经。唐代佛教与俗讲之关系问题，前贤多有发明，如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向达《唐代俗讲考》、孙楷弟《唐代俗讲轨仪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等等，已辑入周绍良、白化文先生编辑之《敦煌变文论文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内。所论俨若专家古生物鉴定，以化石之静态居於何种地质层，指陈斑斑，历数演进痕迹，嬗变源流，判断分明，遂成定谳。
本文则稍异其趣。窃以为佛教由讲经向俗讲的流变，非特西来佛学传播方式本身特点，亦与中土儒、道影响，尤其是三教竞争之动态大环境攸关，似有未经道出者。谨拈出“三教论衡”一题，略陈鄙见，弄斧班门，以为谈助云尔。
一，“三教论衡”轨仪
论者每引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讨论俗讲的规模状况，如：
“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右街三处，会昌寺令由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此中屡次出现“三教讲论”一语，颇耐寻味。我以为，这是佛教徒参与过当时最高哲学宗教活动“三教论衡”的一种资格，也证明俗讲往往是由“三教论衡”的讲论者充任的。
《白居易集》卷六十八有《三教论衡》一文（亦载《全唐文》卷六七），记叙了作者参与的一次这样活动的大略。其首云：
“大和元年（827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录大端，不可具载。
“第一座秘书监赐紫金鱼袋白居易。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林。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①]
由“第一座”推测，其时不止白氏等人，而其“赐紫”“引驾”等名衔，亦正与圆仁描述相同。白文《序》云：
“中大夫、守秘书监、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白居易言：谈论之先，赞扬演说，以启谈端。伏料圣心，饱知此义；伏计圣听，饫闻此谈；臣故略而不言；唯序庆诞，赞休明而已。”
“谈论之先”数语，似援成例。“饱知”“饫闻”之说，足见仪式。以下应是“赞扬”颂圣的套语：
“圣唐御区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叶。大和初岁，良月上旬；天人合应之期，元圣庆诞之日。虽古者有祥虹流月，瑞电绕枢；彼皆琐微，不足引谕。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万姓，恭勤以修己，慈恭以养人；戎夏乂安,朝野无事；特降明诏，式会嘉辰。开达四聪，阐扬三教。”
以下应是白氏与佛学代表对应之词：
“儒臣居易，学浅才微，谬列禁筵，猥登讲座，天颜咫尺，陨越於前。窃以释门义林法师，明大小乘，通内外学；灵山领岫，苦海津梁，於大众中，能师子吼，所谓彼上人者，难为酬对。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灵，发问既来，敢不响答？”
白氏与佛教代表的论衡过程依次分为“僧问”、“对”、“难”，“对”，然後又以“儒书奥义，既已讨论，释典微言，亦宜发问”为过渡，开始第二阶段儒家之“问僧”，依次也有“问”“难”过程。第三阶段开始後又有《问道士》一节，称：
“儒典、佛经讨论既毕，请回馀论，移问道门。臣居易言：我大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净之风。儒素缁黄，鼎足列座，若不讲论玄义，将何启迪皇情？道门杨弘元法师，道心精微，真学奥秘，为列仙上首，与儒争衡。居易窃览道经，粗知玄理，欲有所问，冀垂发蒙。”
依次“问”、“难”，而道士发问，亦经过同样过程。仪规结束时，似例有《退》，其云：
“臣伏准三殿谈论，承前旧例，朝臣因对敡之次，多自叙才能，及平生志业。臣素无志业，又乏才能，恐烦圣聪，不敢自叙。谨退。”
白氏所谓“承前旧例”，应是循前朝所遗轨议。按白以进士明经，但其诗风向以通俗，且精通三教著称於史。[②]早年谪贬江州，就写出了“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忘机，同归无异路。”（《睡坐晏起》）并自注曰：“道书云“无何有乡”，禅经云“不用处”。二者殊名同归。”晚年写《三适》诗时，又有“禅那不动处，混沌未凿时”之句。辞官归乡後，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诗的结尾中，又说“上尊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後，亦要轭其先。”後两句是用《庄子·达生篇》之典，但是他仍然承认自己思想是以儒教为主导的。後世公认白氏深得三教圆融之旨，而且对宋明士大夫的思维及生活方式颇有影响，此是後话不提。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贞元十二年（796年）四月“庚辰，上降诞日，命沙门、道士加文儒官讨论三教，上大悦。”一般认为此为中唐以帝诞日开三教讲论为常例之始。《册府元龟·诞圣》曾记叙三教论衡情况云：“数十人迭升讲座论三教。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後类江河同归於海。”《南部新书》则曰：“初若矛盾相向，後类江海同归”。白居易《三教论衡·对僧》中所云“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恰好可以为此作注。
但中晚唐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陈寅恪氏明确指出：
“《白氏长庆集》伍玖有“三教论衡”一篇，其文乃预设问难对答之言，颇如戏词曲本之比。又其所解释之语，大抵敷衍“格义”之说，篇末自谓“三教谈论，承前旧例。”然则此文不过当时一种应制之公式文字耳。故不足以推见乐天之思想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
案《玉海》卷一百六十五言：
“金銮西南曰长安殿，长安殿北曰仙居殿，仙居殿西北曰麟德殿，此殿三面，故以三殿名。东南、西南有阁，东、西有楼。内宴多於此。”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
“贞元四年（788年）……宴群臣於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
同上卷十五《宪宗纪》下：
“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元和十四年八月丁亥，宴田弘正与大将、判官二百人於麟德殿，赐物有差。”
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初版）说：
“初唐时即有於麟德殿集宴事。中唐以来，德宗、宪宗时代，规模渐渐宏大，宴飨群臣多设於麟德殿内，因而此殿之建筑非同一般。近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发掘队，在西安掘出麟德殿遗址……台基之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一三○·四一米，东西宽七七·五五米。台基上下两层重台。”[③]
由此可知，这所宫殿建筑的平面面积已经将近一万平米，说明白氏参与“三教论衡”之麟德殿的通常用途，本来就是宫廷饮宴游乐的场所。唯其了解其规模之大，才会明白发生在此後的场面有多么壮观：
“彻内外兼学，辞笔特高，唱予和汝，同气相求。寻充左右街应制，每属诞辰，升麟德殿法座讲谈，敕赐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释氏，颇异前朝。遇八斋日必内中饭僧数盈万计。帝因法集，躬为赞呗，彻则升台朗咏……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内讲论，尔日彻述皇猷，辞辩浏亮，帝深称许。而又恢张佛理，旁慑黄冠，可谓折冲异论者，当时号为“法将”。帝悦，敕赐号曰“净光法师”。”（《宋高僧传·唐京兆大安国寺僧彻传》）
经历过武宗“灭佛”的极端措施之後，懿宗不但再迎佛骨，而且躬亲为高僧大德充任赞呗，可谓诚矣。但同时又乐见宫廷俳优彼此嘲戏。其诞日“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行同游艺：
“咸通（860－873年）中，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得言讽喻，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褒衣博带，摄齐以升高座，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伽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坐而坐。”若非妇人，何待“夫坐”而後“儿坐”耶？”上为之启齿。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闻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於“有身”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论语》曰：“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向非妇人，“待嫁（伟按：嫁亦音古）”奚为？”上意极欢，赐予颇厚。”（高彦休《唐阙史》）
参以《通鉴·唐纪·敬宗纪》“宝历二年六月乙卯，上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讲”等事（详下文），可知唐末诸帝於“三教衡量”早存“醉翁之意”，其地位价值每况愈下，而讲经唱导及俗讲之趋俗媚世，乃不得不然耳。
史载，後梁朱温开平元年（907年）索性“罢释道二教诞日御前辩论”，但後唐明宗在天成元年（926年）还过了一把瘾，“诞日命僧録云辩与道士入内殿谈论”，算是絶响。
二，“三教论衡”渊源
陈寅恪云：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於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④]
据载，晋惠帝时，即有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附会襄楷上汉恒帝书中“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造《老子化胡经》以起衅端。在北魏拓跋氏汉化过程之中，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出，如《通鉴》卷一三三所载：泰始七年（471年）谓魏献文帝好黄老浮屠，“每引朝士沙门，共谈玄理。”可知“三教论衡”或曰“三教讲论”是西晋一直延续到隋唐的一项重要活动，也代表着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的痛苦过程。
这种讲论时而平和，如元魏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谟最对论“佛与老子同时不？”（参《广弘明集》卷第一《元魏孝明帝召佛道门人论》）时而热闹，如北齐时道士陆修静率徒与上统、昙显斗法，足为《西游记》类似故事张本[⑤]（参《广弘明集》卷第四高祖文宣皇帝《废李老道法诏》）。有的时期或地区主要表现为磨合，如《周书·儒林·沉重传》：“天和（566－572年）中，复於紫极殿讲三教义，朝士儒林桑门道士至者二千馀人。”《周书·韦夐传》：“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夐辨其优劣。夐以“三教虽殊，同归於善，其迹似有深浅，其致理殆无等级。”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览而称善。”又如《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有的时期或地区则主要演化为冲突。如《周书》卷五《武帝纪》：天和三年（568年）“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建德元年（572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二年（573年）十二月癸巳，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後。”
从儒家正统看来，自两汉“独尊儒术”而两宋之理学昌明，恰好是一轮“正反合”。汉末魏晋尚“通脱”，以“名教”“自然”为玄言之旨，而道家兴。佛教作为体大思精之外来思想文化，乘文士竞尚玄理之虚，挟“五胡”入主中原之势，对中土的冲击亦可谓大焉哉。而且佛教东渐，练就一套包围摇动人君以自固之术，於是由上而下，由北而南，渐次浸被。道士乃融集本土原始之宗教信仰，摹仿佛教之体系组织，参以老庄玄旨及阴阳五行之术，合为道教，後亦以撼动人主视听为其宗旨，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忽而崇老，忽而崇释，忽而佞佛毁道，忽而佞道灭佛。而儒学之士本“修齐治平”入世之术，为国君之股肱，日思振作。相当一个时期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云：
“三家势成鼎足，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基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⑥]
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至中晚唐，中国除战乱频仍外，思想文化之冲突与磨合也十分剧烈。三教之说，由兹而生。梁释僧佑辑《弘明集》，唐释道宣辑《广弘明集》（道宣还辑有《佛道论衡》甲乙下四卷，存日本《大正藏经》卷五二），记録了自两晋到初唐三教冲突之始末根由。此为历史文化之常识者，无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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