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学习写作更是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1974年的元月，我投出了平生的第一篇稿子，结果被判了死刑。正当我沿着这条艰难崎岖的小路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那年仅47岁的父亲不幸患心脏病与世长辞了，那天离我的16岁生日还差5天，父亲走得太急，没能等到这一天。

  从此，我接过了父亲的放羊鞭，边放羊，边读书，边写作。那时哪有桌凳啊，往山石上一坐，山石就是凳子，膝盖就是桌子。晚上就着月亮和烧砖瓦窑的火光读书，更是常事。我曾两次在路上边走边看书，就是不看路，结果跌落沟底，被摔得鼻青脸肿。生产队夜里打麦，第一个到场的是我，最后一个走的也是我，好借着灯光多看几页书，中间休息，别人躺下睡觉，我仍就着灯光看书。治大寨田时，我选择了最苦最累的推土，常常抓住装车的时候看点书。有一段时间，我喜欢上了队里的饲养员，一路小跑着把所有大缸小缸都挑满了水，用最快的速度铡草、垫圈，好腾出一点时间看书、写作。我投出的成百上千篇稿子全部石沉大海，到郑州送稿时，因没钱住旅社，在省博物馆前的毛主席塑像下露宿时，被巡夜民警半夜从睡梦中踢醒，问我要证明，没有;要介绍信，没有;最后被当成流蹿犯收容。仅有的5元钱也被小偷掏跑，只好一路乞讨回到家乡。路上扒汽车又险些被摔死。到家后，不理解我的老母亲又将我用心血写成的底稿统统烧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

  在投稿、送稿的过程中，我也结识了一些好人。临汝镇公社的刘天根、王六娃老师，每次见到我都送上几本稿纸，还给我改稿、荐稿、热情鼓励，大力支持。《河南日报》文艺处的李长华老师还多次给我开证明，让我这个农民通讯员免费住报社招待所改稿。滑县的李长祥老师同情我，亲自帮我改稿，使叙事长诗《傍晚，棉田剪影》以我们两个共同署名在《豫西文艺》发表，他还在他主编的《新芽》杂志上发表了我写的文学评论，给我以极大鼓舞。一次送稿，与鲁山县委通讯组裴建中老师同住一室，他翻阅了我写的一大摞稿子，提出了中恳意见，还给我题词激励，几天相处，结下很深友谊。临走他交待我，以后有啥难事，可到鲁山找他，并留下联系地址和电话，我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有一年正是“三秋”大忙时节，临汝县文化馆通知我进城修改剧本《赶会》，准备参加洛阳地区文艺汇演，全体队委会研究不让我去，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扔下账本，丢下农活，执意要去。队长到大队告了我的状，诬告我多分了几堆红薯。为此，大队通知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派大队团总支书记到县城叫我。县文化馆老馆长张久益说：“这个剧本县委书记都看了，指示要尽快改好，代表全县到地区汇演，你现在让他回去，耽误了汇演谁负责?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团总支书记当然负不了这个责任，回去反映了这里的情况，大队开了一个没有当事人参加的批判大会，大队党支部书记说：“我们派人去叫他，县里让他改剧本参加地区汇演不让回来，如果能回来，今天就让他上台叫大家看看。”我改剧本回来后，又进了大队的学习班，几次写检讨都不过关，后来又被拉到在北山召开的党员、干部和生产队队委会以上干部学习班上，一连斗了几天几夜，最后又宣布撤了我的生产队会计的职务，又在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家伙，这才罢休。

  从此以后，我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坏蛋”，煤矿上召下井的临时工也没有我的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更轮不上我;后来我想参军保家卫国，也被拒之门外;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女同学，也被我的“表现”吓得退避三舍，最后含恨远嫁他乡。